高虹：在我们自己讲，其实也是件普通的事情，马训班就是个学习班。只不过1951年毕业了了，情况又不一样了，看那些老作品，人情味更多，东西看不懂。

首先，我能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觉得很庆幸，有这么个机会，参加这样的好老师给我们做的指导，又能遇到这么多有才能的同学在一起学习，互相观摩促进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这种历史机遇，早也没有晚也没有。另外在学习当中，美院院长、老师、教职员工，对我们班的学习都给予了热心的关怀、积极地帮助。我当时29岁，已经工作好多年了，还过了段学生生活，是我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，确实令我感到自豪。当时我在班里算是比较中间的年龄，像靳尚谊、任梦璋等等是比我小的，秦征、伍德祖、冯法祀先生就比我要大。冯先生年龄跟马老师相近，冯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学生，他是作为油画家、教育家通过马训班的学习在油画艺术上做研究。

参加马训班学习之前，我刚被派到外地去，文化部给我个任务说有新兵入伍，要我去采访，画一些新兵入伍的作品。我出差到那儿之后，也是刚解放的时候，那里残破不堪，什么都没到位。三天之后我就收到电报，要我马上回北京来。在火车上的时候，有七八个人背着画夹，我还想着遇到同行了，后来才知道也是来报考这个班的。回到北京以后，我说到那儿还没工作呢，怎么就把我叫回来了？他们说情况变了，又有任务，苏联来了个油画专家在美院办油画训练班，文化部让部队派你和何孔德两个人去考，然后就仓促地去考了。马老师没有到美院正式上任之前，我已经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看到过他的作品了。那时有人说有苏联老师的作品，我说我要先睹为快，画的是一个老人肖像，光头，看了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中国人以前画画，一开始不抓大关系，只抓细节，要哪儿都画得像，把大关系就给丢掉了。马老师来了以后提倡不要首先就深入细节，要抓住大关系，用那么简单的几笔，样子就出来了，大效果好。

1954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，正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，后来也在全国的好几个大城市都展览了。有很多的大画，那次展出对中国观众有很大的震动。北平也好，杭州、上海也好，很多老画家都是从法国、比利时或者日本学习回来，但是他们的画跟群众见面的机会比较少，影响也不大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经济、文化都蓬勃地开展起来，那时就派出留学生学习，像李天祥、林岗、邓澍等等。派留学生出去好是好，但还是有限，那为什么不请一个老师在国内培养？也可以培养师资，我们那时很希望能展开这样的局面。

当时看了1954年的大规模展览，那次展览对我们中国美术界影响很大，直接反映生活，和我们当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要求一样。当时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，是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主角，首先被他们理解、欣赏，表达他们的劳动热情，劳动成果，对他们有鼓舞作用，这就正好一致了。马老师讲的东西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听他的课，正好加深我们的理解，视野就变得更广阔，这与中国的国情、民情都是相吻合的。中国不是发达国家，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而是被侵略、被侮辱、被蹂躏并且经过一百多年奋斗、拼搏、牺牲，民主革命的接力棒一棒一棒的传下去，直到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”，是代代奋斗的成果。我们要什么艺术，首先我们要关心中华民族的振兴。中华民族不容易，要自立，就先要自强、自信，不要侥幸希望别人对你宽厚，这些都是中国的国情、民情。所以在文化艺术方面，我们也要先维护我们的民族自信心，历史的原因使我们落后了，但中国人很勤奋、能吃苦。

马老师办训练班的时候，美协说西方人早丢掉的东西就是写实主义，我们捡起来了，这是一条；另外一个学院派关起门来画人体，这在我们的时代是个特殊情况。油画需要比其他的画种要求的更具体、更踏实，光暗的强弱不一样。事实证明，马训班的学习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，是对我们的促进。尤其是在看了苏联的那个展览之后，马老师对油画界就是一种震慑、一种鼓舞。马老师一来，美院有个训练班，另外在辛寺胡同15号，美术出版社有个创作室，马老师在那里兼了个班，是没有挂牌子的那种，不像在学校，在那儿谁想来就来，很多从事美术工作的在职干部都去那里进修，加上马训班的学生到各地再继续培养学生，很快局面就打开了，这样一来马老师对中国油画确实是有促进、推动的作用，影响很大。

马老师通过作品，通过教学，就能看到要求的效果了，我们的水平很快就上来了，马训班的影响太大了，使得其他风格都不大突出了。我对马老师十分敬重，因为他对我之后的艺术道路有一个强有力的、坚定的指导。